北京城是在先秦蓟城故址一步步发展而来的，先后历秦汉广阳城、三国燕郡治、晋至隋幽州治所、唐幽州城、辽南京城、金中都、元大都，及至明清两朝京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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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时期，北京隶属幽州广阳郡，彼时幽州治所设在蓟城，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区西南部的广安门附近。当时这里已是农业高度开发的地区，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经济、文化交往重要通道。

如今北京西南二环广安门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（辽、金时期宫城的中轴线上）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蓟城纪念柱，是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建，柱上榜文写道：“北京城区，肇始斯地，其时惟周，其名曰蓟。”大致意思是说，这里乃北京城市发源地，起始于周朝，那时名字唤作蓟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座蓟城纪念柱，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——秦君神道石柱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蓟城纪念柱基本复刻了秦君神道石柱从柱础、柱身到石榜的整体造型和装饰细节，在榜文之上添加了阙顶，以回纹装饰将榜文与阙顶连接在一起。秦君神道石柱包括柱础在内高度为2.5米，蓟城纪念柱高度为10米，等比放大数倍，且别出心裁地将成对的石柱变成了一座独立的纪念柱。

古朴雄浑的秦君神道石柱石刻建造于东汉元兴元年（105年），1964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区老山北坡，距今已有1918年的历史。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立的蓟城纪念柱建于1995年，如今已成为北京建城之始的纪念性标志物。相差1890岁的这组石刻，如同自带时空密码，带领我们感受古都北京之韵。

1964年6月，在北京市石景山上庄村东老山北坡约100米处，出土了石柱、石阙顶、石柱础等十余件石刻。这些雕刻题材丰富、技法高超，既有人物，又有鸟兽，以及莲瓣纹、直棱纹、菱形纹、三角纹等，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和生活。这批石刻中，六块有铭文，其中有刻在柱额上的“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”11字铭文，字迹清晰，苍劲有力，采用阳刻方式，被书法界鉴为汉代隶书精品。其中“幽州”二字是在北京地区石刻中首次出现。

秦君神道石柱石刻系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遗存，为北京地区继新石器时期石雕艺术品后发现最早的石刻文物，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对。这组文物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。

史载，厚葬是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，建陵墓、辟神道、设享堂、建祠庙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，石阙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阙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类型，一般由台基、阙身、屋顶三部分组成。陵墓阙位于陵墓之前，两相对称，中阙为道，是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。修建墓阙的材料一般以石料为主，往往雕镂工丽。阙上勒题额，或标官氏，或兼标官职姓字，或兼记官氏名字。秦君墓前的表阙就是汉代幽州地区墓阙规制的通行做法。

“百代皆行秦政法”，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奠基期，也是中国陵墓制度确立时期，秦汉时期汉代厚葬之风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盛行的，至东汉时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愈演愈烈。梁思成先生在《中国雕塑史》一书中，称两汉为“享堂碑阙时代”。西汉早、中期，只在帝王陵墓才能置阙。西汉晚期至东汉，设阙制度规矩开始松懈，无论达官贵人或是一介平民，只要财力允许，皆可置阙，是以阙之设置趋于繁盛，符号作用更加明显。

据秦君神道中的题记记载，墓主人秦君是东汉和帝时一个主管官府文书的书佐（汉代中央至县级单位都设有书佐，司职文书起草、缮写等文书事）。当时建造这类神道石阙的费用是惊人的，据山东济宁嘉祥县武氏石阙铭记载，“造石阙值钱十五万、作师（狮）子值钱四万”。以此估算，秦君墓前的表阙，费钱至少在二十万。墓主秦君的官职并不高，其后人秦仙，为何要营造这样一座远超过其家族身份地位的墓葬呢？

这就不得不提到汉代的选官制度。两汉时期废除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，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，提倡以孝治天下，孝廉察举成为两汉选拔官员、人才的主要方式。厚葬长辈成为后人立身扬名的一种手段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：秦书佐的后人秦仙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石刻，一方面可能是感念先人，另一方面也有为自己博取名声、仕途铺路之意。秦仙后来到底有没有被举孝廉？他的人生之路是否沿着最初设想发生了改变？这些目前在秦姓书佐的墓圹尚未找到答案，只能留待以后北京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了。